Haohao Lei

公司究竟是什么和其为什么存在是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也是我决定从事equity相关投资的一个障碍。

虽然罗纳德·科斯已经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明确解释了为什么公司相对于纯粹的市场交换有优势，但我仍难以理解公司如何能长期稳定存在，以及作为财富拥有者的公司在没有暴力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免受掠夺。

我对公司长期存在的困惑主要来自实证数据。根据OECD的统计，约40%–60%的新创企业在成立后3–5年内退出市场，且这一现象在不同国家间差异不大。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提供了类似数据：约20%的新创公司在第一年失败；约50%在五年内失败；约70%在十年内失败（换言之，仅有约30%的公司能存活10年以上）。德国基于Fritsch数据的研究发现企业寿命的中位数约为10年；而瑞典的一项研究跟踪了1990年代成立的一批公司，发现14年后仅有8%仍在运营。

与目前发达国家的人类的普遍生存曲线相比，公司的生存曲线下降更为迅速，尤其是早期阶段的生存难度极高。其中位数的差别也非常大。因此，我的第一个顾虑是如果公司的寿命如此之短，对其的借债以及投资的风险岂不是非常之大？

另一方面，我对公司在没有暴力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免受掠夺的忧虑主要来自于欧洲中世纪宫廷犹太人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历史遭遇。宫廷犹太人的地位极不稳定，完全依赖于贵族的保护和信任。一旦保护他们的贵族去世或政治局势变化，他们就可能面临流放、财产没收，甚至死刑。历史上的典型案例是1737年符腾堡公爵去世后，犹太财务官约瑟夫·苏斯·奥本海默立即被判处死刑。多数欧洲国王将犹太人视为”国王财产”，可随时征税或没收他们的财富。当国王面临经济困难或需要战争资金时，常常通过掠夺犹太人财产、驱逐犹太人来解决财政问题。

除了犹太人，早期的金融机构如骑士团也常成为掠夺对象。圣殿骑士团成立于12世纪，是最早拥有跨国财产和金融业务的组织。它拥有大量庄园、城堡和商业资产，经营农业租赁、贸易和金融借贷，成为当时富可敌国的经济实体。圣殿骑士团还担任国王和教皇的财政代理人，管理税款和财产征收，甚至拥有地方教会的税收权。即使如此，当国王财政紧张时，骑士团的财富仍成为掠夺目标，法国腓力四世就曾对其进行镇压和消灭。从骑士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公司或金融机构在掌握大量财富时也实际控制着一定程度的暴力。以条顿骑士团为例，它起源于十字军时期，后来转型为地区性的政治军事势力。它控制沿海贸易和城镇经济，拥有磨坊、旅馆等商业设施，并涉足银行业，财富来源丰富。

随着时代发展，更接近现代形态的早期公司开始出现。这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现代社会难以想象的暴力工具。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棉花帝国》一书中称为”战争资本主义”年代）的大型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些暴力机构在商业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通过武力控制了印度大部分地区，参与多次战争（包括普拉西战役），攻击竞争对手并镇压反抗势力，使公司从商业实体转变为准国家机器。公司军队在规模、火力和军事纪律上都具有优势，成为当时次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直到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才被英国政府解散。

反观现代公司，目前市值前十的公司按市值计算拥有近24.9万亿美元的财富，按账面净资产计算也有约2.03万亿美元。但这些资产持有者却完全没有对应的暴力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公司的商业模式不再依赖暴力，但令人困惑的是：缺乏暴力机构保护的上市公司为什么不担心政府等暴力机构的掠夺？这种疑问是我对投资股权的另一个严重顾虑。

最近，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趁着假期阅读了两本其实早就应该阅读的管理学的经典，彼得·格鲁克的《公司的概念》以及吉姆·柯林斯、杰里·波拉斯的《基业长青》。我慢慢意识到我对公司的这两个顾虑其实本质上很可能可以被一个看似很简单的答案所解释：公司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组织，当一个社会组织嵌入社会之后，它被使用暴力移除会变得非常困难。

《公司的概念》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将我带回到公司初创的年代，让我从习以为常的认知中抽离出来，以更客观的视角审视这个遍布社会的实体。有趣的是，这种陌生感打破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朦胧，反而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公司的本质。作为彼得·格鲁克的第一本管理学著作，也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之作，《公司的概念》清晰展现了管理学在知识体系早期的定位。在管理学尚未成形之际，现代公司却日益重要，而学界缺乏对公司这一概念的研究框架。通过这本书，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格鲁克尝试从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视角来审视公司。正如他所言：”传统的社会学只知道社会和社区，并不知道’组织’。虽然组织具备与两者相同的要素，但组织并不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在《公司的概念》之前的一本书《工业人的未来》中断言：工业社会需要独立的、与众不同的、拥有一定地位和职能的机构，也就是能够体现传统社会和传统社区主要特征的机构。”在他眼中，公司扮演了工业社会独特组织的角色。这个判断无疑相当准确，公司作为社会组织很好地承接了工业社会中逐渐从家庭分离出来的生产相关的人类组织活动。不同于传统社会学将生产归因于social class之间的冲突以及劳资关系，格鲁克更关注”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本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一起工作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无疑十分新颖。通过这个视角，我们自然会发现公司作为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与许多我们熟悉的社会组织——如家庭、social class、学校、医院以及美国人所熟悉的neighbourhood——处于平行（也相互交错）的位置。这一点在《基业长青》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基业长青》用不少案例展现了，作为创始人和企业家，真正重要的不是打造具体产品，而是构建一个组织（柯林斯与波拉斯所说的”造钟人”）。只有将公司作为社会组织来打造，而非作为个人延伸来使用，才能真正创造一个基业长青（高瞻远瞩）的企业。

了解了这些基本概念后，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疑问：如果大多数公司寿命如此短暂，对其借贷或投资的风险是否过高？简而言之，对于那些平庸的公司确实如此。但某些公司是显著的例外。虽然这类公司在比例上极为稀少，但在绝对数量上仍有不少基业长青的企业存在。投资者的关键任务就是找到这些特别的长寿企业并长期持有。（顺便一提，这让我想起一项关于英国车辆寿命的新研究。牛津老龄化研究所的学者分析了英国6500万辆车的长期检验与维修数据，发现复杂机器的寿命并不遵循传统的“随磨损加速老化“模式。相反，这些机器出现了非老化甚至“逆老化“现象——随着年龄和里程增加，死亡风险反而下降。这一发现挑战了“有机体像机器一样因损伤累积而必然衰老“的主流理论。虽然目前似乎没有实证研究证明这种”逆老化”现象在公司样本中是否存在。参考：Newman, S. J. (2025). British Automobiles, Aging Theory, and the Death of Complex Machines. arXiv preprint arXiv:2505.11505）。正如《基业长青》所言，那些能够跨越周期、高瞻远瞩的企业本质上是社会组织。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存续数百年的家族、大学、乃至于民族与国家，同样作为社会组织的企业拥有悠久寿命也就不足为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一家公司真正作为社会组织嵌入社会时，它才能成为一个具有生生不息潜力的、值得投资的企业。

第二个问题：缺乏暴力机构保护的公司为什么不担心政府等暴力机构的掠夺？将公司视为社会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问题。简言之，暴力很难抢夺一个深深嵌入社会的组织。所谓”嵌入”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生产端的嵌入和消费端的嵌入。波音公司是生产端嵌入的典范。在西雅图时期，波音拥有卓越的工程师文化。当地许多家庭有两代人在波音工作，甚至不少婚姻源于公司内部，类似于中国曾经的国企。据波音员工所言，作为波音人在社区中倍受尊敬，大家都乐于展示自己的身份。这清晰表明波音作为企业深度融入了当地社区，嵌入于家庭和社区等社会组织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波音与麦道合并并将总部迁往芝加哥后，这种社会嵌入程度遭到严重破坏（一些波音老员工认为这是麦道管理层的有意为之），同时波音内部的工程师文化也受损，导致了公司目前的困境和诸多安全问题。《基业长青》中的宝洁是另一个绝佳例子：”（宝洁）公司设在由宝洁主宰的辛辛那提市，地理位置相当隔绝，更加强了全身心投入公司的意识。一位曾在宝洁工作过的人说得好：’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整天一起工作，整晚一起写备忘录，周末又彼此相见。’公司期望员工主要和其他宝洁人交往，属于同样的俱乐部，上类似的教堂，并且住在同样的地段。”类似地，阿里巴巴员工在杭州买房时都愿意亮出阿里工牌，这也体现了深度的社会嵌入。消费端的嵌入同样重要。许多基业长青的公司产品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苹果人”和”安卓人”的区分就是近期的典型例子。其他正面案例包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老干妈，巴菲特钟爱的See’s Candies（加州人送礼首选），以及作为美国文化象征的可口可乐和迪士尼。当产品深入人们的生活习惯，消费者愿意为之支付溢价就变得顺理成章。当公司在生产端或消费端深度嵌入社会时，暴力掠夺的成本会极高。相反，我前面提到的例子中，那些财富被轻易抢夺的群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社会嵌入度不足。宫廷犹太人就是典型案例——他们虽然富有但人数稀少，加上欧洲长期的排犹文化使他们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缺乏社会保护网络，一旦失去庇护便迅速崩溃。骑士团则类似于”服务王侯的高净值银行+雇佣军”，拥有财富和一定武力，但缺乏大众支持，未能真正融入社会，政治风向一变，掠夺成本便不高。

有人可能会质疑：掠夺成本高就真的能避免被抢夺吗？统治者往往不够理性，很多时候会不计后果，只看重眼前利益，采取”先抢为快”的做法。对此我的回应是：就像面对猛虎时的生存法则——你不需要跑得比老虎快，你只需跑得比同伴快。